曾洪易的接受人民审判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曾洪易被关押在北京接受中央公安部预审时,一方面应提审人员的要求写了许多交待材料,另一方面自己也主动写了许多报告。在交待材料中,主要是关于个人的经历,特别是1934年12月后撤销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后赴浙江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的情况、赴上海寻找党组织的情况、自首变节后在国民党方面工作的情况,以及从重庆回万安后的情况。其目的是让别人了解他的全部经历。后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和曾洪易应负的责任;二是抗日战争时期曾洪易担任翻译的情况和问题的性质。关于前一问题,曾洪易辩解说,他离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后,先遣队主要由方志敏、刘畴西等人领导,他则留地方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直接接受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指挥的,闽浙赣省委和军区无权指挥,其失败他不负责任。关于后一问题,曾洪易狡辩说,他从事俄文翻译,是苏联空军顾问为帮助中国军队提高对日作战能力而介绍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的,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帮助的。
曾洪易在报告中,主要是恬不知耻地提出了一些请求:请求当中国驻苏联的领事,并认为涂振农可任领事馆秘书;请求派到苏联去学习,以便更好地回国参加经济建设;请求不要在北京安排工作,因为北京的气候不适宜自己,即使在北京安排了工作,将来也要请假回家去;请求介绍会见中央负责同志,以便对他的问题有适当的理解和他的工作能迅速解决;请求帮助将所携带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和《祖父行》交书店出版,以便换取一些稿费;请求直接遣送回家,不要再交送下级公安部门;请求释放回万安从事农业生产,等等。从这些请求看出,曾洪易始终把自己的叛变行为看得很轻,并拼命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其中有些请求还显得十分天真可笑。他不知改悔,还可能认为,过去他在共产党内当过大官,特别是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中共中央代表时,还曾攻城略地,转战闽浙皖赣数省,使国民党受到很大打击,国民党都可以不究既往并用他所长。虽然被捕,自信迟早会审查清楚安排工作的。因此,他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安排工作上,甚至放在当苏联领事这样的美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