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的两次差别

绿色革命的两次差别

按照绿色革命成功的主要标志：粮食产量普遍性大幅度提高和农业新技术的可持续利用，后者包括人们愿意接受新技术的普遍程度和新技术给生活方式及种植文化带来的适应性，第二次绿色革命尚处于局部酝酿之中，即处在全球性规模化革命的形成之前。第二次绿色革命假设能够形成，那么将在其问题背景、发展目的、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政策等方面与第一次绿色革命具有以下相似之处：

（1）人口与食品供求关系的巨大矛盾。

（2）以解决食品危机为主要目的。

（3）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作物新品种，这些品种在其增产、地区适应性方面优于以往品种。

（4）新品种技术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及食品生产至关重要。出于各种原因，这些技术尚未传播普及到本该受益最大的地区。

（5）政策与农技培训对于绿色革命的范围和最终成功与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二次绿色革命与第一次绿色革命的不同点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

（1）时代背景与目标导向不同

第一次绿色革命发生在人类社会主流已经进入的工业经济时代，当时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农业经济时代；第二次绿色革命面临的是信息经济时代和生物经济成长阶段。在即将到来的生物经济时代，农业的功能，除满足人们温饱条件、为工业增值提供原材料外，还将体现在增进人类健康、提高营养品质和生活质量、满足人们消费多元化和崇尚生活情趣、个性化定制食品和药物以及供人们以回归自然与绿意享受等，即突出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注重营养品质、产品人性化与个性化等“人本化”特征。农业发展目标不仅在于食品增产，而且还在于在食品产量增长的同时，农产品质量得以提升，环境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也就是说，相对于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目标导向主要是增加食品产量而言，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目标导向是多元的，即在追求食品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2）技术系统不同

第一次绿色革命依托的主要技术是植物常规育种和杂交育种，以及与高产品种配套的灌溉系统、化肥和杀虫剂的广泛使用。而第二次绿色革命依托的技术将主要是以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以及其他配套的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技术。第二次绿色革命依托的技术，如研制转基因作物种子所需的科学技术，比创造第一次绿色革命农业进步所用的科学技术要复杂得多。

（3）知识产权的界定和研发部门不同

以转基因种子为例，转基因种子主要是由私营公司，尤其是由兼营种子与化学工业的跨国公司研制，而非如第一次绿色革命那样——新品种主要由公共部门投资研制出来。由此带来的种子成本和知识产权问题非常突出，以致成为目前推广使用生物技术产品的巨大障碍因素。

（4）政策环境和政治气候不同

第一次绿色革命被认为是在一个特殊的政策环境中实现的，这种政策环境包括人口过剩、担心饥荒、慈善事业、冷战政治因素等。这一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被积极鼓励，政策法规相对宽松，有助于农业革命。而第二次绿色革命已不存在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且有关转基因食品等的政策法规更加严格；非政府组织、公众意识和舆论已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使得公众的关注度和知情状况发生改观，从而使转基因等技术的推广应用面临更多的挑战。

（5）负面效应不同

第一次绿色革命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过量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由于农作物品种单一化而引起的农业种质资源减少及农业生态系统退化。第二次绿色革命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主要是食品安全、生物伦理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由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导致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使用量的减少，被认为将有益于环境。 若要促使第二次绿色革命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展开，还有诸多障碍因素需要消除，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研发成本与发展中国家农民购买力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利益相关者关系，转基因等生物技术产品的规制环境。根据两次绿色革命的异同点，第二次绿色革命可从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借鉴之处在于：

（1）降低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成本，使发展中国家农民能够买得起

在第一次绿色革命期间，新的高产良种和相应的化学物质同样比农民用传统方法培育的种子昂贵，但由于制定了成本减免计划，建立了贷款体系，从而克服了种子成本和农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而转基因技术及其种子成本更高，为此，第二次绿色革命同样需要制定和建立类似的成本减免计划和贷款体系，以便发展中国家农民能够买得起。

（2）加大公共部门投资，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研发的伙伴关系

在第一次绿色革命期间，由于技术研发及其产品几乎全部来源于公共领域，因而不存在知识产权障碍。目前转基因食品的投资多来自私营部门，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要，以致有人称“知识产权问题是基因革命的核心”。如何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更大规模的扩散之间建立起适宜的平衡，从而使转基因技术呈现革命性规模化应用，是第二次绿色革命成功的一大挑战。显然，加大公共部门投资，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研发的伙伴关系，将有利于生物技术的保护和传播。

（3）强调农业对全球问题的重要性，通过公共政策来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

绿色革命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公共机构、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对待转基因作物态度上，各利益相关者应当从农业及食品安全对于全球稳定和安全以及公共福利出发，形成农业发展对全球问题极其重要性的共识。

在“二战”后的30年间，有关政策制定者认为农业发展对于世界和平来说绝对必要，为此美国、亚洲及拉美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支持第一次绿色革命。而在当今世界，农业发展对于维持全球稳定和安全及发展的重要性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发展”。因此需要加大公共政策的支持，以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推进第二次绿色革命。

（4）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必须制定合适的规制标准，这些标准同时考虑到转基因食品的现实利益和风险

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规制环境极为宽容，科学家可以在各国自由活动，帮助育种和种植高产品种作物，对这些作物生产的食品也不必标识。而当今不同，各国或地区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法规制度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如果没有一些明确考虑转基因作物对农民和消费者潜在利益的法规，那些本可以从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国家如非洲一些国家，可能会考虑为了获得欧盟的财政援助而打消允许本国种植的念头。

（5）第一次绿色革命带来的过量使用灌溉用水和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而造成的环境负面效应，应当引以为戒。为实现节能减排、生态文明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次绿色革命应当强调开发应用高产、环境友好的绿色技术，倡导绿色消费方式，在实现食品增长的同时注重环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