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史记 韩非列传》译文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译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在周朝做管理藏书的史官。 孔子到周朝国都雒邑,打算向老子请教礼的知识。老子说:“你所说的,他本人和骨骸都已腐朽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遭遇时运好,就坐上车子去做官;不逢其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转移,可止则止。我听说:‘会做生意的商人把货物囤藏起来,外表上好像没有货物一样。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但容貌谦恭就像愚蠢的人。’去掉你的骄气与多欲,故意做作的恣态和过大不实际的志向,这些对于你自身都没有好处。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而已。”孔子离去,对弟子们说:“鸟儿,我知道它能飞;鱼儿,我知道它能游;兽类,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使用网(捉住它),会游的可以使用丝线(钓住它),会飞的可以使用箭(射中它)。至于龙,我就不能知道了。它乘着风云而上升到天空。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像一条龙吧!” 老子讲修道德,他的学说以深自韬隐,不求闻达为主旨。久住周京,看到周朝衰微下去,于是就离开了。经过散关,关令尹喜说:“你将要隐居了,请尽力为我著书吧!”于是老子便著述《老子》上下二篇,论述“道”与“德”之意五千多字,然后离去,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有人说,有个叫老莱子的,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论述道家的体用。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 老子大概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由于讲修道德,所以养得高寿。 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上记载周太史儋见过秦献公,并说:“开始秦与周是合并的,大约合五百年后分离,分离七十年后,就会出现霸王。”有人说儋就是老子,有人说不是,世人没有人知道是对还是不对。老子是一个隐士。当世谁也不知这些话是否应验。老子,是个隐居的君子。 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过魏国的将领,封在段干这个地方。宗的儿子叫注。注的儿子叫宫。宫的玄孙叫假,假曾在汉文帝朝做官。假的儿子解是胶西王昂的太傅,因此定居于齐地。 世上学习老子学说的人,往往贬斥儒学,而研究儒学的人,也贬斥老子的学说。大概这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故吧!李耳主张无为而听任自然的变化,清静而自得事理之正。 庄子是蒙地人,名周。曾做过蒙地漆园的官吏,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学说无所不及,但要旨却源于老子的理论。所以他写的书虽有十多万字,但大多都是寓言文字。作《渔父》、《盗跖》、《胠箧》,来毁辱孔子的学生,以表明老子的道术。至于他写的畏累虚、亢桑子之类,都是没有其事的杜撰。但他善于连缀文字以成辞章,表达事理,形容情状,来攻击儒家和墨家的学说,即使是当世饱学的学者,也都不能免于遭受攻击。他的文章汪洋恣肆,以适应自己的论证目的,所以当时从王公大人以下,没有一个能够像器皿似的使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人去重金聘请,答应让他做卿相。庄周笑笑对楚使说:“千金的确是重利,卿相的确是尊位,但你没见过天子祭祀天地时所用的牺牛吗?这些牛被饲养好几年,然后被披上彩绣的衣服,送进太庙去作祭品,在这个时候,即使想做一只自由的小猪,还能办得到吗?你赶快走吧,不要玷污我的人格!我宁愿在有着污泥的小河沟里自由自在,也不愿被国君所约束,终身不做官,使我的心志快乐。” 申不害是京县人,原来是郑国的一个小官。后来学了刑名之术来求见韩昭侯,昭侯任用他为相,对内整饰政治教化,对外应付诸侯之国,达十五年。一直到申子去世之时,韩国国治兵强,没有敢于侵犯的。 申子之学,源于黄帝和老子,而主张循名责实。著书二篇,叫做《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爱好刑名法术的学说,这种学说源于黄老。韩非生来口吃,不善于言说,却善于著书。与李斯同时求学于荀卿,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国势渐渐削弱,屡次上书规谏韩王,但韩王都不加采纳。因此韩非痛心国君治国不致力于讲求法制,不能用权势来驾驭臣下,不能使国家富强,兵力强大,不求贤任能,反而举任一些文学游说之士,使他们位居于专务功利实际的人之上。韩非认为儒生搬弄文辞来扰乱法术,而任侠的人又用武力干犯禁忌。平安时就恩宠那些有浮名虚誉的文人,危急时则要用披甲带胄的武士。现在平时培养的人不是所要使用的人,而所使用的人却不是平日所培养的人。他又悲愤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不为奸邪之臣所容,考察历史上治国得失的演变之迹,因此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然而韩非尽管深知游说之道甚难,写下《说难》一文特别详备,但最终还是被害死在秦国,未能以身自免。 《说难》写道: 大凡对君主游说的难处,不是难在用我具有的知识来向君主游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难以表达我的意思,更不是难在我不敢把自己的意思毫无顾忌地充分讲出来。游说的难处,是在于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方可使我的言论适合他的口味。 如果君主希望博取很高的名望,而游说者却对他说如何博取厚利,那么就会被君主看成为志节卑下,而以卑贱的待遇来对待他,这样,游说者必定要被君主远远抛弃了。如果君主希望获取厚利,而游说者却拿怎样获得高名去劝说他,那就会被君主看成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而且和他所计划的事相去太远,结果游说者必定不会被收用了。如果君主暗地里想获得厚利,而外表却装做好高名的样子,游说者若以获得高名的言论去劝说他,君主就会表面上同意游说者的意见,任用游说者,实际上却对他疏远;游说者若以获取厚利的言论去劝说他,君主就会暗中采用他的言论,表面上却要抛弃游说者。这是不可不省察的。 事情由于保密而成功,由于语言的泄漏而失败。未必是游说者泄漏的,只是游说者无意中说破了君主秘藏着的心事,这样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显贵有了错误的苗头,而游说者却公开用大道理去推测他的不良行为,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亲密恩泽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者却讲出极知心的话,游说者的主张被采用并获得成功,他的功德就会被君主遗忘。游说者的主张没有被实行因而遭致失败,他就要引起君主的怀疑,这样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显贵计划了一件事情,感到很得意,想自己表功,但游说者也曾参预,知道这件事,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君主表面上号召做某一件事,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成就另一件事,游说者参预并知道底细,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如果勉强对方去做他不愿做的事情,或者勉强他中止他所不愿意罢手的事情,就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游说者要是同君主议论大臣的事,便会被认为是离间君臣关系;要是同君主议论近臣的事,便会被认为是冒犯君主的权威。谈论君主所宠爱的人,便会被认为是拿君主宠爱的人作靠山;谈论君主所厌恶的人,便会被认为是试探君主对自己的看法。要是游说者说话简单直捷,就会被认为缺少才智而得不到重用;要是滔滔不绝说得不着边际,就会被认为罗里罗嗦浪费时间。要是简略地陈述大意,就会被说成是懦弱不敢大胆尽言;要是把考虑的事情毫无顾忌尽情谈出来,又会被说成是粗野傲慢。这一切都是游说者的难处,是不可不知道的。 游说者所应注意的重要问题,就在于如何去美化君主最自负的地方,而掩盖他最自惭形秽之处。对方如果以为自己的计谋高明,就不要指责他过去的失败而使他受窘;要是他认为自己的果断很勇敢,就不要拿他由于考虑不周造成的过错去激怒他;要是他夸耀自己的能力很强,就不要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非难他。规划不同的事与君主有同样打算的,赞美别人的行事和君主相同的。对这些事和人,游说者就要注意文饰自己的观点不要刺伤他们。有人和君主做了同样失败的事,一定要表面上说他没有错。君主大怒时不要违抗,言辞不要有锋芒,然后发挥自己的口辩智慧。这就是游说者得以亲近君主,不被怀疑,而可以充分说出自己言论主张的办法。如果得以与君主长期共事,感情和恩泽根深厚,替君主深谋远虑而不受怀疑,互相争论也不获罪,遇事便可以公开地论断利害,使他获得成功,直截了当地指出君主的是非,使他能够改正。彼此的关系如能像这样维持下去,那游说就算是成功了。 伊尹曾做过厨子,百里奚曾做过奴仆,他们都从自己从事的工作的角度请求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圣人,尚不能不亲自去从事卑贱的事以求进用。像这样卑躬屈节,也并不是贤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事。 宋国有个富翁,天下大雨冲塌了他家的墙壁。他儿子说:“如果不快修好这堵墙,就要有盗贼来。”他邻人的父亲也说了同样的话。到了晚上,他家果然被盗,丢失了不少钱财,他家的人都说自己的儿子聪明,却怀疑邻人的父亲。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君做妻子。接着他问群臣说:“我想对外用兵,哪一国可以攻打呢?”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便杀了关其思,说道:“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可以攻打,居心何在?”胡国国君听到这件事,认为郑君和自己关系密切,便不防备郑国了。郑国乘机袭击胡国,把它吞灭了。邻人之父和关大夫的话都对,但重的遭受到杀戮,轻的被人所怀疑。可见认识某一事理并不困难,但如何处理这种认识就困难了。 从前弥子瑕很受卫君的宠爱。卫国的法律,凡是私自驾用君主车子的人就要受断足的刑罚。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闻讯,连夜去告诉了他,弥子瑕就假称君主的命令,私自驾了卫君的车子出去。卫君知道后,反而称赞他说:“真是一个孝子啊,为了母亲甘愿受断足之刑。”弥子瑕和卫君游果园,弥子瑕摘一个桃子吃,觉得又香又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让给卫君吃了。卫君说:“弥子瑕真是爱我啊,不顾自己爱吃却想着我。”等到后来弥子瑕老态龙钟,卫君对他的宠爱消减了,他得罪了卫君,卫君就说:“弥子瑕曾经假称我的命令,私自驾用我的车子,又曾经给我吃剩的桃子吃。”所以说弥子瑕的行为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当初为卫君所赞许,而后来却变成了罪过,其原因就是卫君心中的爱和憎起了变化。所以一个人被君主宠爱的时候,他的智谋合乎君主的口味,君主就对他更加亲近。当他被君主厌恶的时候,他的过失与君主的厌恶心理相应,君主就对他更加疏远。因此游说谏诤的人必须事先仔细观察君主爱憎如何,然后再进言。 龙作为一种虫类,可以亲近它,骑它,但它的喉咙下倒生着尺把长的鳞,如果有人触动了它,就必定要丧命。君主也同样生有逆鳞,游说者能够不触犯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了。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看了《孤愤》、《五蠹》等书,慨叹说:“唉,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并与他交往,即使是死了也不遗憾了。”李斯说:“这几卷书是韩非写的。”秦国因此加紧攻打韩国。韩王最初不任用韩非,等到形势危急,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高兴,尚未任用他时,李斯、姚贾妒忌韩非,就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诸侯,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效力,而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久留于秦,将来再放他回去,这是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以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有道理,就派人将韩非关押起来。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要向秦王申诉,未能见到。秦王后来悔悟了,使人去赦免韩非,但是韩非已经死了。申子、韩子都有著作留传到后世,不少学者都有他们的著作。我暗自悲伤韩非写了《说难》一文,自己却未能逃脱死路。 太史公说:老子看重道、虚无,听任事物自然变化,因此他写的书人们认为语义微妙难于理解。庄子推演老子关于道德的学说,放言高论,而要旨最终也归宗于自然之道。申子常常勉励自己,实践循名责实的理论。韩非以法律为准绳,判断事情,明察是非,到了极端便是惨急苛刻,残酷无情。申子、韩子的理论都源于“道德”学说,但老子原来的学说那是深远多了。